在第二阶段中，A某已经离开涟源到了广州做生意，根本无暇顾及老家即将倒闭的足浴店，他只希望尽早脱身，并始终坚持要求退出XX洗浴中心——他曾尝试过把店铺盘出去，但是无人接手；他也尝试过注销之前办理的宽带账户和手机卡号，但注销必须由本人回老家才能办理；他还尝试过把股份转让给B某，但B某当时资金紧缺无法兑现承诺，A某就这样被迫无奈地成为所谓的“原始股东”。A某与普通组织卖淫罪中的出资股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A某是想退而无法退，其他人则是明知是犯罪而积极参与。换句话说，假如当时B某或者其他人愿意收购他的股份并支付对应的股金，A某肯定立马选择退出，这表明他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、犯罪动机，根据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原则，这一阶段的行为同样不能评价为是犯罪行为。

到了第三阶段，A某通过X月X日群聊，知道了XX洗浴中心的具体服务内容，虽然没有积极制止卖淫活动的发生，但也没有继续出资、招募小姐、参与管理为组织卖淫提供过任何直接帮助。主观上，A某持有消极放任的态度，属于一种间接故意；客观上，他先前的出资行为被吸收，形成了一种间接帮助。在【间接故意】+【间接帮助】的要件基础上，A某此阶段的行为只能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或者容留卖淫罪。

需要提请合议庭重视的是，即便A某想要制止犯罪的发生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一方面，A某年后就去了广州做生意，人根本不在涟源，没有制止的客观条件；另一方面，L某的股份被B某收购后，B某持有70%的绝对控制权，XX洗浴中心未来发展方向由B某说了算，A某作为小股东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

综上，认定组织卖淫罪的共犯在客观行为与主观罪责方面，相较协助组织卖淫罪或者容留卖淫罪的位阶更高，故应采取更为严格的入罪审查标准。通过阶段性分析A某的行为，A某对于组织卖淫活动的贡献程度、参与程度及主观恶性均较小，其罪名定为协助组织卖淫或者容留卖淫更为适宜。

A某的身份角色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，是一种介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特殊身份，不属于组织卖淫罪中的“组织者”

首先，A某的口供和L某证人证言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都表明，A某并不想继续经营，一心只想退出XX洗浴中心，而他的股份转不出去又卖不出去，无奈下才转到B某名下，B某答应他赚了钱会把退股金给他。由此可知A某当时的心态是消极的，是想退出而不能，很明显他的真实意图是把股份转让给B某。但由于两人商量时没有签合同，没有明确赚了钱后到底是支付退股金还是分红，没有明确他和B某的法律关系究竟是代持股份还是转让股份，这就陷入了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模糊地带。此类纠纷即便是在民事案件中也是层出不穷、无法得出唯一定论，而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，应该偏向于认为是转让股份而不是代持股份。

其次，即便A某在XX洗浴中心重新开业后在工作群内讲过客套话、帮他们交过话费，也不能够代表他就是“组织者”，理由如下：

1、微信群聊拉人没有审核通过机制，建群时A某人在外地，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B某拉进群聊的，他不是工作群的创建者、也不是主动申请入群，A某只是碍于朋友情面留在了群里；

2、B某等人在群里汇报营业额并不是A某要求下实施的，A某是被动接收信息，而不是主动去管理店铺经营，并且事实证明A某没有对任何人的工作做出过指导或者安排，只是客气了一下说了些客套话，不能以此认为是在管理XX洗浴中心；

3、XX洗浴中心的宽带账户早在去年就以A某名义办理，A某今年只不过是应B某的要求帮忙交话费，提供了举手之劳。而交话费、办宽带这件事本身不具备任何法益侵害性，与修马桶、搞卫生等帮助行为没有本质区别，不能够评价为是犯罪行为，同样也不能认为A某心态发生转变；

4、论迹不论心，判断A某心态是否发生转变应该重点看他是否实施了继续投资、招募小姐、出谋划策等直接帮助行为，现有证据表明A某确实没有参与任何管理活动，在群里讲几句客套话不能得出他就是组织者的唯一结论。

综上，A某的身份角色在本案中极为特殊，一方面，他的股份已经转入B某名下，从而退出了管理、失去了决策权，对B某享有一定的债权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没有得到股权转让金，故而无法彻底退出。在这种模糊的身份角色下，A某进退两难，介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，最多也只能算是【半个股东】，与一般的组织卖淫罪中的股东相比，其社会危害性和法律性质有着本质区别，故而不能直接认为A某就是组织卖淫罪中的【组织者】。

从量刑协调性的角度考虑，A某的刑罚应当低于C某量刑建议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，理由如下：

C某最初承诺与D某共同出资5万元入股的时间，正好与A某、L某共同退股的时间点重合，并且退股金总额也正好是5万元。在案转账记录可证实，D某将她的入股金转给B某之后，B某立马也转给了L某，D某的入股金实为L某的退股金。相对应的，C某的入股金也本该是A某的退股金，如果C某贷款没有出问题而“不幸”实缴出资，那么A某也会像L某那样彻底脱身，免于卷入犯罪旋涡。A某因C某贷款失败而被迫留下，但量刑建议的刑期却重于C某，辩护人认为有失偏颇。
实缴出资是股东身份的结果，而认缴出资才是股东身份的前提，不能因C某贷款失败没有实缴出资，而否定她的股东身份。结合全案证据，综合对比出资时间、出资心态、参与程度、作用大小等情况，A某的犯罪情节明显轻于C某，其刑期也应低于C某。

关于XX洗浴中心组织卖淫人数的认定

结合全案证据，XX洗浴中心卖淫女人数统计如下：5月29日，XX洗浴中心共有4名卖淫女，该日结束介绍人将卖淫女全部带走；5月30日、31日，XX洗浴中心没有卖淫女，关店停业；6月1日，新的介绍人带来了1号、2号、3号卖淫女，共计人数为3人；6月2日，新加入9号卖淫女，该日卖淫女人数为4人；6月3日，2号和3号离开，B某临时在其他足浴店叫0号卖淫女来救场，当日共有3个卖淫女；6月4日至6日，0号卖淫女离开，店内只有1号、9号两个卖淫女。综上，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段内的卖淫女人数最多只有4个人。

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，组织卖淫罪的组织行为是管理或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，组织卖淫行为的对象具有多人同一时间上的重合性，因此本案认定的组织卖淫人数最多不超过4人，而不是累计相加的9人。

由于XX洗浴中心固定常驻的卖淫女只有2人，即1号和9号，本案证据查明也只有这两个卖淫女在微信工作群内并接受XX洗浴中心的统一管理，其余卖淫女四处走穴、流动性强，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，与XX洗浴中心只是一种松散的“合作关系”，其组织性特征不明显，故本案认定的组织卖淫人数还应当在4人的基础上酌情予以核减。

关于量刑，考虑到A某具有诸多法定、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，辩护人认为可以对A某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，具体理由如下:

A某主动到案后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无任何隐瞒，积极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情，依法应认定为自首、坦白，XX洗浴中心实际经营的天数不到7天，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的损害较小，并且A某也没因此有任何获利、分红，可以从轻处罚。
A某本次犯罪尚属初犯，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和交友不慎所致，且在本次犯罪中属于从犯，犯罪情节轻微，犯罪行为没有任何人身危险性，社会危害性小，且其对于自身所犯罪行，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、认罪认罚，并表示愿意一次性预缴全部罚金。
A某在广州经营一家蔬菜批发档口，同时还兼任配送公司的送货员，为人勤劳踏实肯干，并不依赖捞偏门赚钱，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对社会造成负担和影响，其原本打算年底与女友结婚，但因本案事发而被迫搁浅，希望合议庭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综上所述，本案中A某的身份较为特殊，并且没有实施任何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，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，其罪名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或者容留卖淫罪更为适宜。A某犯罪情节较轻系从犯，结合自首、坦白、初犯、积极认罪悔罪等诸多法定、酌定从轻从宽量刑情节，特恳请法院充分考虑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，对被告人A某从轻判处并宣告缓刑。

辩护人：毛颖琦律师

2023年12月5日

无

陈某某犯盗窃罪、职务侵占罪一案法律意见书，检察院采纳意见，认定六次犯罪行为中的前四次为职务侵占、两次为盗窃，量刑刑期大幅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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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某某犯盗窃罪、职务侵占罪一案法律意见书，检察院采纳意见，认定六次犯罪行为中的前四次为职务侵占、两次为盗窃，量刑刑期大幅降低。